打印内容莫高窟处在西北沙漠之中，虽是一个艺术的乐园，但生活环境却非常严酷。一次，段文杰赶着毛驴从城里买完东西想连夜赶回，却在荒漠中遇到了狼，狼与人对峙了很久。大多没到过敦煌的人，从张大千或者段文杰临摹的画中走进了敦煌。段文杰完成于1955年的“都督夫人礼佛图”中，人物面相丰腴，服饰鲜丽。今天，人们在莫高窟第130窟中看到的原作已经模糊，但学者们已经留住了莫高窟壁画光彩夺目的一瞬。
在“文革”期间，敦煌学研究在大陆几乎停滞。
在国外，敦煌学却正受到世界关注。法国、英国、俄罗斯、日本都是敦煌学研究走在前列的国家。在日本京都，石滨纯太郎等人组成了西域文化研究会，其研究成果汇编成六卷本的《西域文化研究》，被誉为是包括敦煌学在内的日本中亚研究的金字塔。此外，瑞典、意大利、德国、美国、加拿大等国，都有学者在从事敦煌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敦煌学研究热。
1979年秋，第一次敦煌学国际研讨会在法国巴黎举行，吸引了全世界敦煌学专家的目光。“国际敦煌学方兴未艾，而中国大陆则是十多年的空白。”段文杰在回忆录中感慨万千。
1981年，日本学者藤枝晃在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讲演时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
这句话，深深刺痛了许多研究敦煌学的国内学者的心。段文杰说：“这种言论的流传，使我们这些身处中国专业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无不感到自尊心受挫。”即使到现在，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所长郑炳林依然难以释怀：“这成为许多敦煌学学者的一块心病。”
“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为了改变学术落后的状况，沉寂了10多年的敦煌学学术界加紧了追赶的步伐。中日合作出版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卷本画册率先面世。这是“文革”后敦煌文物研究所负责编撰的最为重要的一套画册，日方专家同时参与编写。材料汇总到一起后，日方大吃一惊，“想不到敦煌文物研究所原来‘藏龙卧虎’。”
紧接着，汇集敦煌文物研究所30年研究成果的论文集《敦煌研究文集》出版了。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在兰州召开，向世界展示了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新水平。
1984年8月，敦煌研究院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院长段文杰说：“我们要把‘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外国’的言论看成特殊的鞭策，特殊的动力。”随着“莫高窟大气环境质量与壁画保护”、“莫高窟壁画颜料变色原因探讨”等课题的陆续进行，一些千古谜团被逐渐破译……
经过多年研究的洞窟起甲壁画修复技术获得了全国文化系统科技成果一等奖；李最雄进行的“应用PS-C在加固风化砂岩石雕中的研究”项目荣获文化部1988年度科技进步成果二等奖。段文杰《心系敦煌五十春———段文杰敦煌壁画临品集》出版，代表了敦煌壁画临摹的最高水平。
日本著名敦煌学家池田温教授在敦煌研究院参观后说：“看来，敦煌研究院是当之无愧的敦煌学研究中心。”
1988年，敦煌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当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时，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
1994年，敦煌研究院召开“敦煌学国际研讨会”，有来自16个国家的200多名中外专家学者参加。敦煌学研究不但回归故里，而且在回归中再次走向世界。段文杰在回忆录中写下这样的话：“一个开放的时代，要有一个开放的眼光；一个开放的民族，要有一个开放的胸襟。”
时至今日，敦煌学向世界敞开窗户，让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研究在世界”，文化也自然传播到世界。
“我有一个梦想，即使不能消灭贫困，但飘逸的飞天会指引我们走在通往幸福的路上；即使不能消除积怨，但拈花的微笑可以融化人类心灵的坚冰；在敦煌的世界里，我们能够触摸到真正的和平、和美、和谐。”敦煌学大师段文杰在他的回忆录《敦煌之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
莫高窟没有什么意思？
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所长马德认为：“敦煌的文化遗产留给我们的就是一种精神财富，我们研究的是人类的一段历史、中国的一段文化。”
在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后刘永明眼里，“敦煌遗书都是一千多年前古人留下的第一手的材料，没有经过加工传抄，一眼就能看到当时的人是怎么想的，怎么说的，读这些文献，就像走进了古人的世界，和古人进行对话。”
“敦煌的文化价值是由学术研究推动的。”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所长郑炳林谈道，目前研究敦煌学的论文已达200多篇，论著也已上千，学术的繁荣在世界范围内提高了敦煌的知名度。“这也是敦煌成为旅游胜地，有那么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普通游客如朝圣般涌来的原因。”
而让马德担忧的是，这段文化、这段历史并未从专家学者的书桌上走进普通老百姓的视野中。
一次去敦煌路上的见闻让他难以忘记。在敦煌的候车室里，他遇到了一群刚从莫高窟出来的广东游客，他问领队“感觉怎么样”。领队说：“还是月牙泉好玩，莫高窟没什么意思。”
慨叹之余，他反思是不是莫高窟的讲解员没有讲解好敦煌的历史，才没有引起游客的兴趣。“除了游人的素质，我们的普及宣传也很重要。”
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曾说，敦煌历史文化只有为人民大众所了解，才能在激发他们热爱敦煌历史文化的同时，自觉保护好敦煌石窟。敦煌研究院也为此做出了不少努力。
2004年10月，中央电视台和敦煌研究院联合在莫高窟进行了大型现场直播节目《敦煌再发现》。《大敦煌》的拍摄，《丝路花雨》、《千手观音》、《大梦敦煌》等舞蹈的成功，敦煌菜、敦煌系列艺术品的盛行，都是敦煌文化在民间的逐渐认同和渗透。
但如马德所说，“还没有从精神的角度去宣传敦煌学及各种文化遗产”，大部分专家学者只是认真钻研学术，对于向大众做宣传“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
学者刘永明认为，对大众的宣传应该有专门的人去组织、策划，让专家学者去做自然是不现实的，现有的课题压力已经让他们腾不出手来做更多的事情。而郑炳林认识到，想要为公众深入浅出地宣传敦煌学，必然是要对敦煌学有充分研究的人去做，“我们不主张初学者做普及，很容易出现错误，只有研究达到一定的层次后，才能再回过头来做普及。”他解释，敦煌学不同于别的学科，敦煌遗书很多国家都有，各国都在开展竞赛式的研究。“只有研究透，才能更好地认识敦煌文化”。
敦煌研究院和兰大敦煌学研究所出版了一些通俗读物，但是因为宣传不够、内容专业的原因，并不为大众所熟知。
郑炳林也向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推荐了关于敦煌学的讲座，“准备推出一部分口才好、会讲故事的学者走上讲坛，对敦煌学进行大众普及。”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答复。他在网上开博客介绍敦煌学，但也只写了三篇文章。他遗憾地说：“实在是太忙了，没有多余的时间去那里多写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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